伊朗总统说美国应展现解除制裁诚意

[48] 参见李孝猛：《责令改正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载《法学》2005年第2期。

由于没收假药、劣药在性质上属于预防性的控制措施，没收违法所得则是消除违法行为的收益，两者在性质上实际都不是真正的制裁，因此，免除其他行政处罚的规定使得该条相当于是一条免责条款。上述论者都是认为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中可以推定过错的存在，而需由相对人举证证明过错不存在，这也是持过错推定论的大部分论者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其实存在着对于推定这一机制的认识误区。

我国的产品质量监管被划分为三个领域，分别是药品监管、食品监管和除此之外的一般产品监管，分别适用于《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及《产品质量法》。药品监管即药品风险防控，可以说是整个产品质量监管领域最为严格的，但在这一最为严格的领域中，我们看到了责任主义的贯彻。五、责任主义在我国行政处罚中的具体适用方式 以上表明，责任主义在我国行政处罚领域是存在的，而责任主义如何具体贯彻，如何通过相关条款合理地适用，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这种情况毋宁称为过错假定更为准确，法律预先假定相对人在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是有过错的，因而相对人需要为自己不存在过错的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从解释论上，客观归责理论提供的判断过失实行行为的体系框架对于行政法中的过失违法行为的认定同样适用。

《产法》（1993）第21条规定销售者应当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认识到注意义务的广泛存在和行政处罚中过失违法行为的存在，对于破除我国行政处罚是客观归罚的观念，正确认识到我国行政处罚是贯彻责任主义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部法律是我国基本医疗卫生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立法，该法规定公民依法享有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28]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3条第2款。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权利的制度性保障，体现为《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的一系列制度安排。[31] 注释: [1]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91页。[13]《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80条规定，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财政状况和健康指标相适应的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投入机制。

[20]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5条的规定，医疗卫生人员未尽到说明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例如《侵权责任法》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

医疗卫生人员的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关系，类似于医疗行为成立的要约与承诺。[18] 参见金玄卿：《韩国的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法学家》2011年第3期，第156页。三、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权益 在我国医疗卫生立法的制度设计中，不仅要依法维护患者权益，还要依法维护医疗卫生人员权益。本文试图以权利保障为视角，以法律理论为依托，以宪法规范和宪法原理为基础，以实定法律规范为准据，结合新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规定，解析我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立法的法理，分析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及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探讨患者在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平等权、知情权和隐私权，探究对医疗卫生人员合法权益的维护。

[31]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53条。[7]国家建立健全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83条第3款规定，国家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保障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在患者和医疗卫生人员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患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为此更需保障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时的知情同意权。

[21] 参见[日]植木哲：《医疗法律学》，冷罗生、陶芸、江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29页。[12]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29条。

医疗资源配置应遵守等者，等之。（一）平等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 社会正义是一种实质平等的表现，不应因性别、阶层、城乡、收入、年龄、健康状况、疾病严重程度等先天、后天差异，在获得医疗服务资源、获得医疗服务保障范围、获得医疗服务水平等方面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

[6]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10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法律制度与公共政策设计，应致力于缩减、调和乃至消除事实上不平等的状态，协助每个人能在立足点相同的基础上，平等地享有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24] [法]西蒙·泰勒：《医疗事故责任与救济：英法比较研究》，唐超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47页。[18]只有在患者获得告知并行使同意权后，医疗卫生人员才能行使相应的医疗行为。[14]《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15条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民可公平获得的服务。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11条。国家提供给付行政的范围、方式和种类，涉及对有限资源的配置，应与受益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当，不应超过立法目的所需的立法限度，给予过度的给付。

其一，当患者身体完整性的法益有可能受侵害时，医疗卫生人员应履行患者自我决定的说明义务，这是为了获得患者同意所做的说明。患者隐私权是指在医疗活动中患者拥有保护自身的隐私部位、病史、身体缺陷、特殊经历、遭遇等隐私，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犯的权利。

[10]因此《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法律调整重心限定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限定为维护人体健康所必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公民可公平获得的，采用适宜药物、适宜技术、适宜设备提供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护理和康复等服务。随着现代行政任务的变迁，社会权或生存权在基本权利谱系中的地位日渐显现，社会权是对国家要求一定行为的权利，是一种作为请求权。

《民法典》（草案）第1226条则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医生于行医中获知的一切信息皆应视之为秘密，不仅包括他人告知医生者，亦及于医生所见、所闻或理解的一切信息。[2]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第233页。《法国医生伦理准则》第4条也指出：保密是患者的权利。

进入专题： 基本医疗卫生立法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39条第2款规定，要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平可及。

[20] 参见金玄卿：《韩国的医师说明义务与患者知情同意权》，《法学家》2011年第3期，第156页。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对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提出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应当耐心解释、说明，并按照规定进行处理。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保守患者秘密是法律要求所有医生承担的义务。

[9]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83条第1款。[9] 或可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视为将社会权加以具体化的社会立法。《宪法》第21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都体现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义务，可将《宪法》第45条第2句和《宪法》第21条视为我国宪法关于医疗卫生的国家目标条款，这发挥着重要宪法规范功能，引导、督促国家通过制度建构和制度实施等方面的努力，来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 与知情同意权相对应的是医疗卫生人员的说明义务。

[10] 许宗力：《大法官解释与社会正义之实践》，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8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22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履行保护患者隐私的义务。

（二）建立健全医患沟通机制 在诊疗活动中，建构互相尊重的医患关系。[14] 林明昕：《宪法规范下的社会正义：以基本国策的规范效力为中心》，载许宗力主编：《追寻社会国：社会正义之理论与制度实践》，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第1页。

[4] 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1997年第9卷第1期，第50-51页。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